如何落实这一规定精神，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不受任何个人、机关、团体之控制的民意表达机关，换言之就是如何健全、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20]其中不仅涉及宪法的修改，还涉及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监督法的修改，甚至还涉及到某些法律（如政党法、行政编制法）的创制。
[58]在国家与私人主体（自然人或者私法上的法人）之间所形成的合同中，如果合同部分地具有私法性质、部分地具有公法性质的话，如何确定其法律性质呢？例如目前最受关注的是收取长途货运汽车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案例。此外，在考试程序与能力评价程序中，联邦行政程序法仅能有限适用。
州行政机关仅在特殊情况下需要适用联邦法律，此即所谓联邦的委托行政，也即联邦在立法上的附属权能。如果企业认为其权利在分配程序中受到了损害，就可以提出书面申请。环境信息法所期望形成的意义至今尚未实现，司法中仅仅是逐步放松了对获取环境信息所设置的条件。[65]以下详见：Peine （Fn. 1） , Rn. 722。[73]所谓《分配法》在实体法上具有双重属性。
[72]该法规定，所有自然人和法人都有权获得食品与饲料法典（LFBG）中规定的产品信息。行政机关没有告知足以影响整体结果的重要程序步骤。我国现行宪法的实施状况不佳，不仅指基本权利规范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而且指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效果不理想。
绝大多数的权利请求是在民主体制内得到满足的，借助于违宪审查来保障人权仅仅是较少发生的民主制度失灵的一种例外。[40]这表明，人权（权利、民权）理念是不证自明的真理。[22] 笔者之所以将宪法监督与宪法实施、违宪审查相提并论是因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宪法监督属于宪法实施的方式之一。[25] 按照第一种模式设置的宪法委员会，作为保障宪法实施的专门工作机构，行使《立法法》第五章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之适用与备案方面的职权，包括： 第94条第1款 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这些现实情形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当前还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禁忌。宪法监督权是终极意义的国家权力，因而是宪法规范上最优越的一种国家权力。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5条第4款）。[34] 《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只有以执政党为桥梁，公民的权利保障请求才能与宪法委员会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合力。从宪法实施的保障角度看，体现为从违法审查到违宪审查的转变。
这方面需要落实的宪法条款，除了第5条第4款外，还有第73条（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必须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质询）。其违宪审查职能，包括但不限于《立法法》第94条第1款、第97条第（一）、（二）项所规定的职权。四是对人大代表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除了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和有关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应当具备体察民情、为民请命的精神。对于如何制约公权力，社会科学界学者形成了第四个共识——实行民主、法治、宪政。
我国现行宪法的实施状况不佳，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义务本位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概括性的梳理和分类，参见王磊、韩姗姗：《违宪审查的机构之争》，载韩大元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宪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232页。这意味着，执政党的决策者们应当有很强的法律信仰，在处理执政党与宪法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时，秉持宪法守护者主要依靠自律的理念，充分尊重宪法委员会的自由裁量权。
[20] 蔡定剑教授结合自己长期从事人大工作的经验，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践中它并没有真正做到集权。少数学者认为，过去30多年间，我国改革开放在多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与现行宪法的保驾护航是分不开的，因此，现行宪法已经得到了有效实施。这种分权方式是先由中央政府向省级政府放权，再由省级政府向市级政府放权，再逐级下放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的权利需求可以说是宪法保障制度得以运转的外在推动力。[29]稍后，他更明白地指出：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61]这表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划分不够科学合理的问题亟待解决。
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持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平衡。[18]那么，现行宪法的文本是否值得尊重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4]众所周知，宪法的基本精神是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宪法实施自然应当体现这种立宪主义价值观。宪法的有效实施，集中体现为宪法监督制度的有效实施，对此具有根本意义的条件至少有二：一是权利文化。
因此，终极意义上的宪法实施虽然以基本权利的保障为主题，但必定是基本权利规范与国家机构规范共同得到实施的过程。（2）宪法实施的内容是什么？顾名思义，宪法实施是对宪法文本的贯彻和落实。
根据《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有三类：其一，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监督对象（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以上四个条件的共同作用构成我国宪法实施的动力源泉。[7] 参见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30多年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计划体制下的社会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呈现出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诉求全面化和公开化等特征，人们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需求。
在我国，潜规则不仅是历史中的真实游戏，[35]也是当下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中最流行的行为范式。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的法规审查备案室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但它自设立以来没有对任何一部法规进行过审查，法规备案审查制度自然也从未运行过。
这一机构是否接受事后的审查请求，是否接受公民个人提出的审查请求，都不明确。宪法委员会可以进行从严解释，仅在极少例外的情况下允许此类授权，从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符合权力有限原则。
其四是正式审查之后的决定。有学者主张，通过完善行政诉讼机制来实施宪法（参见魏建新：《论我国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河北法学》2010年第4期。
经过此番完善的国家机构规范如果能够得到实施，宪法就有希望走出被执政党的政策所取代的窘境。[11] 比如，范进学教授明确提出，宪法文本中的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并不能表征宪法的真正实施，基本权利规范的实施才是宪法得到实施的标志。梳理以往关于宪法实施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10]在实施宪法的路径上，主要有两种主张。有学者把国家机关对法律法规的创制和适用视为宪法实施的两种方式（参见翟小波：《代议机关至上的人民宪政——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解释性建构》，《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第53页）。
[16] 参见李步云：《中国宪政之路》，载蔡定剑、王占阳主编：《走向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9页。第一种方式可谓之宪法的实体性实施或者消极性实施，集中体现了宪法的立宪主义价值，反映了宪法实施的高级水准。
在宪法实施的中后期，需要对立法权进行限制之时，可以进行从严解释，使其他职权仅仅限于必要且适当的情形。对此，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在宪法上明确划分中央专管事项、地方专管事项以及央地共管事项，而这显然需要对宪法国家机构部分中有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职权范围的条款进行修改。
现有的法律文件规定了正式审查之后可以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还有权予以改变或撤销。[48] 参见夏勇：《中国民权哲学》序，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页。